第二，禁止自证其罪原则还反对利用强迫获取的信息来证明行政相对人违法，应当坚持大数据检查的辅助性，即行政机关不得直接根据检查结果作出不利于相对人的行政决定，应当根据案情进行进一步的现场检查或者转入调查程序。
[18]《行政复议法》第1条：为了防止和纠正违法的或者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根据宪法，制定本法。与此同时，作为上级机关的复议机关在确定行政行为违法的同时，就可以立即采取专业、必要的措施来保护公共利益。
[6]行政复议在化解行政争议中被寄予厚望的原因在于行政争议日益增多的态势和行政复议自身的制度优势，[7]也即行政复议相对于其他行政救济制度而言，呈现出积极能动型的法律监督救济功能。行政复议通过将行政争议化解在行政系统内部来增强民众对政府合法性的认同。如果通过公益行政复议来处理，则公共利益保护的迫切性问题在审理之时就落在了行政系统的肩上。[12]杨海坤、朱恒顺：《行政复议的理念调整与制度完善——事关我国〈行政复议法〉及相关法律的重要修改》，载《法学评论》2014年第4期，第22页。未来，随着行政复议委员会实践经验的积累以及行政体制改革的推进，可以将行政复议委员会建成各级政府配置的行政复议组织，并实行双轨制，即普通的行政复议案件由行政复议委员会审理和决定，重大、疑难、复杂或其他特殊的行政复议案件由行政复议委员会提出咨询意见和裁断建议并由同级政府作出决定。
[29]周婉玲:《试论我国行政复议制度的改革》，载周汉华主编：《行政复议司法化：理论、实践与改革》，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4页。规范和加强行政应诉工作。联合国经济及社会委员会秘书长关于死刑的第六个五年报告也将经济犯罪、职务上的犯罪、宗教犯罪、毒品犯罪、强奸犯罪等五种情况定性为不属于最严重的犯罪，不应适用死刑的范围。
[26]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明确要求：要进一步健全宪法实施监督机制和程序，把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提高到一个新水平。6月21日，警方接到举报，发现李思怡已经死亡多日。对于如何进一步限制死刑的问题，可以从两个不同的层面来思考。生命现象是一种自然现象，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生命现象又成为了一种专业性很强的现象，即只有通过专业技能训练的人，才能在特殊情况下更好的了解一个特定的个人的生命是否可以延续？以及怎样有效的延续？而这一判断，可能并不必然得到拥有生命权的主体（个人）的赞同。
[50]刑讯逼供、牢头狱霸、超期羁押、深挖余罪是现行看守所管理体制的四大弊端，现行的《看守所条例》出台于1990年，距今已经24年。类似这样的特定的执法或管理中并非鲜见。
[1]从反向来理解，这意味着个人不得被任何人、任何团体、任何组织非法剥夺生命，以及自己的生命安全不受非法威胁的权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因为，对他人生命的漠视乃至蔑视、对他人生命权的侵害乃至剥夺，不仅不能带给征服者羞愧与报应，反倒是成为了征服者炫耀的资本与功绩。死刑冤错案的出现与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及司法机关未妥当履行保护生命权的宪法义务密切相关。
生命权的限制涉及安乐死、堕胎自由、代理孕母、死刑判决与执行以及警察公务杀人等问题。第一，在立法层面，即刑法本身是否还有进一步消减死刑的空间？对此问题，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25]还有论者指出：程序性实施不仅不能保障宪法在现实生活中得到落实,而且也不能树立社会大众对宪法的信心和认同。相反,宪法的实质性实施虽然可能表面上否定了某些法律规范的合宪性,实际上则不仅有助于确立宪法的权威并树立其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而且也有助于增进社会大众对整个法律体系的信心与认同。
这不仅源于生命是人的价值的前提，求生是人的本能，更是源于人类文明的基本要求和内在脉动。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成绩的取得，特别是其弘扬的尊重生命、慎用死刑的观念，将会为我们进一步限制和慎用死刑提供基本的经验。
三、整体性法律中平等生命权的实现 生命权作为一项最基本的权利，当其受到不平等对待时，对于受害者个人而言，可能意味着生命质量的下降，生命状态的窘境，更严重的，直接失去生命。如我国有许多个体经营者，在经营中要经常面对各种各样的行政管理活动，与管理者难免会发生冲突。
这种永远与人类同在的、受上帝本人指引的自然法，当然比其他任何法都具有更高的地位……任何人类法，只要与它相抵触都是无效的。例如，从2005年至2009年，我国平均每天至少有 11 名矿工因为矿难而丧身。作者简介：郭兴利，淮阴师范学院法政学院教授，法学博士。这些问题，对于特定个体的生命权无疑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刘炜：《民间版拆迁年度报告再次出炉》，《民主与法制时报》2012年1月9日。[16]在一个人权高涨的时代，生命权作为最基本的人权，其重要性当然是不证自明的。
正是在这样的已经异化的争斗中，生命权，这个本来人人都最尊贵的基本权利，成为了最大的牺牲品。考虑到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我们认为，公民基于延续生命的需要，希望得到某些必要的物质援助时，如果当他们自身已经穷尽了私力的救济程序，仍然无法获得这些最基本的物质（如食物、水、药品、住所、衣服）时，只要个人向政府提出申请，政府就应该采取适当的措施，以帮助他们延续生命，从而维护其平等的生命权。
住所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基本的场所，是一个人有安全感的物质保障。生命权概念的引入，在一定程度上让我们更好的认识这一存在。
可见，在这样特定的行政管理行为中，行政机关及其公职人员对公民的生命权是否平等对待，对于治理生命权的不平等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生命权的不平等，是一种综合性的不平等，是各种不平等的综合体现。
在一个平等观念没有得到启蒙的社会，强者对弱者生命的剥夺，难道不是家常便饭吗？在一个平等观念没有得到法律保障的社会，强者对弱者生命的剥夺，难道不是屡见不鲜吗？ 作为一种不平等综合体的生命权不平等，有着诸多的表现形式。如1961年委内瑞拉宪法、1969年巴西宪法、1992年南斯拉夫宪法等，这类规定的宪法近年来呈现出上升趋势。如李思怡案中，3岁的李思怡死于家中，起因固然是其母亲李桂芳2003年6月4日将其锁在家中后外出偷窃并吸毒，但李桂芳被警方抓捕送去强制戒毒时，即哀求警方通知亲属照顾自己的女儿李思怡，而警方并未采取有效措施。国家对基本权利应当在消极尊重与积极保护之间取得恰到好处的平衡。
如霍布斯所言：自然权利的首要基础就是:每个人都尽其可能地保护他的生命。[23] 《阿塞拜疆共和国》采用这一立法例，其第二十七条规定：1．人人都有生命权。
[29]韩大元：《死刑冤错案的宪法控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林维：《中国死刑七十年：性质、政策及追问》，《中国法律评论》2019年第5期。
另一方面，非公共管理机关造成的生命权的不平等。《11起强拆致人伤亡案被查处》，《新华每日电讯》2011年9月26日。
很显然，与生命权相关的其他权利如果不能得到有效的保障，生命权很容易被弱化进而可能虚化，因此，很有必要对此类权利进行讨论。[27]《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五是在规定人的生命不可侵犯或人人享有生命权的同时，对死刑加以限制（如：必要时将执行死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重视社会建设，明确提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
这样一来，正好遭遇这类不当或者不法行使公共权力的个人，其生命权可能或者现实的受到不平等的对待。一、生命权的主要内容与重要价值 生命，是我们最熟悉的自我的一种存在，是一种与我们自己——无论是作为个体的自己，还是作为类的自己——相伴而行的存在。
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作为权利保障书，对生命或者生命权的任何的漠视或忽略，都是对宪法自己最高价值的一种伤害。[13]第二，生命权是人求生的本能的体现。
例如，毒品犯罪中死刑适用，应该从社会危害性与人身危险两方面来判定罪行极其严重。[33]沈德咏：《我们应当如何防范冤假错案》，《人民法院报》2013年5月6日。